《投名状》：对中国文化历史而言，冉雄飞侮辱了“中国电影”！制造“影评垃圾”！ 文/韩兮

若不是考虑到冉雄飞常写些体育方面的评论，（本人也爱好体育，但从来不看评论）我这篇驳斥的文章也许会写得更犀利一些。
《投名状》在公映之前本人就相当看好，说实话，这是一部很中国的电影，尤其它有一个相当中国的故事，这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启示。公映之时，有人和俺约稿要写篇影评，但由于当时某些事务羁绊住了，也只好推掉。终于在影院看过了，也的确被影片所震撼了，只是过了时效，所以也就放下了，根本没有来得及写什么评论。但心中还是有个基本的评价，这是最近几年来少有的好片，我想大多数网友不会驳斥这一点的。
近来在网上写影评的人很多，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这倒无关紧要，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吗，怎么想都是正常的，但笔者却实在不敢苟同一些人看电影前的思维，几乎是个定式，国产片就是出一部要灭一部，与影片的质量根本没有关系，仿佛这样一来，他就能与国际接轨了似的。说实话，除了为吸引眼球以外，我实在想象不出这类影评人的做法到底是为了什么。就这样的问题笔者一直想写点什么，终归没有时间，所以恰逢年末遇到了冉雄飞这么一个自由狂妄的主儿，不懂电影也就罢了，还出来肆意胡说八道，扯个中国文化便号称自己是文化人了，真是令人好笑。
由于冉雄飞号称名人，所以俺也借此吸引一下眼球，驳一驳他关于《投名状》的某些看法，对与错只是一家之言。顺便说一句，此文不算影评，影评不会这样写的。



电影中的兄弟之情

冉雄飞首先说到的是“英雄”这个词，并且例举了西方电影中的若干个英雄，这里也不便赘述了。的确，这些英雄是很个体的，尤其是蜘蛛侠等，历史的超现实的魔幻的，但这就代表着美国的大沙文主义吗？这种看法过于狭隘了。
在西方，英雄是起源于半人半神的结合，替神而战，肩负着拯救世界的重任，这一点是很传统的西方文化，所以在许多影片中，西方式的英雄都具有相当伟大的功绩。但这所有的功绩都是英雄作为神的体现，冉雄飞恰恰忘记了英雄同样是一个人，在西方的电影中，所有的英雄都要经过自身性格上的磨炼，说突破也好，说挣扎也罢，如果更确切地讲，那就是英雄一定是具有阴暗面的，所以西方电影除了在讲述英雄的战斗史以外，还在讲述着英雄的内心史。
冉名人似乎根本看不到英雄的内心史，于是就为英雄下了一个心系天下的定义，将英雄完全捧成了神，这是一种无知愚昧的表现，对于一个了解马拉多纳是谁的体育评论写手，笔者很难理解冉雄飞对人的观察竟然会如此片面！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能否战胜自己的问题，这是西方英雄电影中永远存在的主题。
回到《投名状》，影片是否在讲述英雄呢？这首先便是一个疑问？但冉雄飞偏要将陈可辛对兄弟的阐释说成对英雄的讲述，这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事儿，立论的切入点便有问题，冉雄飞乱扣帽子的思维只能说他没看懂此片。
咱们回到兄弟的问题上，虽然许多英雄都有兄弟，但有兄弟的不一定是英雄，《投名状》恰恰反映了这种情况。其实我很理解冉雄飞的思维方式，如我一般，小时候听过许多古代演义的小说，崇拜刘关张的桃园结义，也喜欢水浒中一百单八将，同时对凡是能打的人都奉为英雄，甚至还有个摆座次的情结在这里。但那是儿时的泛英雄论，对中国英雄的理解只仅于能否上阵杀敌，能否喝一声退曹兵百万。在这种习惯下，兄弟的概念便与英雄的概念等同了，是兄弟即英雄。
是兄弟即英雄放在历史长河中显然是一个谬论，所以《投名状》中讲述的仅仅是一个兄弟问题，与英雄无关，这一点很重要。而故事在编排的过程中将“山字营”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放大处理，从某种角度来说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但我们知道，首先故事是建立在编的基础上的，而且为了影片好看超越现实是很正常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山字营”的成功将会使片中三兄弟之间的矛盾更激化，这也是体现人物的必要手段。作为一部电影，而不是一部教科片，没有尊重历史是很正常的现象，只是那些有着历史考究嗜好的人有些不爽罢了。这一段一方面是驳斥了冉雄飞的历史观与电影观的矛盾，而另一方面是为了讲述三兄弟的不同做出的一个小小铺垫。
老大其实并没有将兄弟之情放在第一位，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影片开头讲述他能够在战场上装死偷生其实已经做了暗示，为了名为了利，老大可以不顾一切，所以将老大当作兄弟的范例进行解读，这本身便是错误的，陈可辛导演对老大的定位是反兄弟的，冉雄飞似乎根本没有看出这一点来，竟然还义愤填膺或说大义凛然地谴责着陈可辛的创作，这的确十分可笑。
如果说老大是反兄弟的，是不信兄弟论的，那么老二则是泛兄弟论，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起吃过苦受过罪的人便是兄弟，这是一个典型的草莽好汉的兄弟观。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人都会持有这样的观念的，在一起的人便是兄弟，事事都要想着兄弟。由于老二的泛兄弟论，所以他与老大之间会产生针锋相对的矛盾，而投名状的结义对于老二来说也是不存在特别强烈的约束力的，老二对任何人的态度都是相同的，绝不会因为投名状的存在而厚老大老三，薄了那些村里一起来的兄弟们。当然，影片对老二的死作了特别地渲染，指出这种泛兄弟论的不足之处，过于轻信也过于迂腐。
我们看到的老三似乎是没有任何主见的，直到最后才为了投名状中的誓言而杀嫂杀兄，但事实上老三恰恰是影片中的主线人物。一方面他见证了老大对兄弟情谊的背叛，（事实上老大根本不相信兄弟之情，所以也不存在背叛之说），另一方面他起到了润滑老大与老二矛盾的作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老三对投名状的信任。我们不难想象，在反兄弟与泛兄弟之后，老三实际上是一个狭义的兄弟论者，这点类似于刘关张中的关羽，兄弟只能是拜下的把子，是任何人不能介入的团体。从理论上讲，小团体本身也是自私的代表，所以老三的兄弟观恰恰是自私与泛兄弟论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老三的所作所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维系着这个小团体的存在，这也是他所有行为的动机。
这样我们看出来了，导演对兄弟观进行了三种方式的比较，很显然，这是一种带有批判性的角色设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兄弟概念单一化的反驳，所以令冉雄飞相当的不满，可现实中，这三种情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兄弟关系，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刘关张的兄弟情谊，但如果没有看出关羽的小团体意识，没有看出张飞的草莽习气，没有看出刘备的收卖人心，那么我们对兄弟的理解只是表象的，根本没有深入到内核之中去。
冉雄飞跟据剧情举出了睡兄弟之妻，取兄弟之命等事例，这只不过是剧情的安排，事实上只要兄弟之间存在着这三种理解，那么演义出来的故事可以是其它形式的，以情节作为对兄弟的阐释，这本身便是幼稚的表现。如果说谁没有文化，我想大家都可以一目了然了。

谁在侮辱中国文化

说冉雄飞没有文化的确有些过份，不知道有多少体育爱好者在关注着他那些评论，作为名人，他至少是比俺有文化多了。
首先便是说到女人的问题。

在说女人之前先谈一谈冉雄飞对陈可辛导演的印象。“陈可辛演绎这个“淫荡女人”用的是他最熟悉的“一夜情”方式，这个字眼是最近十几年才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却可能是陈可辛成长路上的一个主旋律。”这段话摘自冉雄飞的文章，也是笔者最为不屑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但却不可以没有品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竟然如此抵毁他人，这种没品的人令人厌恶。顺便说一句，在网络上充斥着大量这种带有抵毁造谣式的影评，这是一种悲哀，尤其被冠以“影评”更是电影本身的悲哀。

在笔者的记忆中，落魄书生富家女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小说情节，识才识英雄是中国对女性除生育以及贤妻良母以外的第二种才识的肯定，第二种传统情节则是落难的贵人遇村姑相救，则充分体显了中国女性是男人宁静的避风港这一说法，然后便是私定终身等等。当然接下来的故事大多会是才俊或贵人出行，慧眼女子则留守盼望着有朝一日这个才俊能够驾着五彩祥云来接自己，至于结局吗，却有些不一样，或者破镜重圆，或者是一个负心的故事。

且不说那一夜的风情是否真的存在（导演用了隐晦的手法，但基本上是现实的），但这种邂逅是极符合中国传统故事的。逃亡的将军被一个村姑所救，徐静蕾所扮演的角色出身于苏杭，有着相对知性的背景，所以慧眼识珠的可能也是存在的。至于那一夜的风流多少是缘于自身的苦闷以及对落难英雄的认可，与私订终身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是形式不同罢了。笔者万万没有想到冉雄飞竟然将这种传统故事中的大智女子形容成淫荡，并以容貌不突出这种低级评判做为佐证，我想这才是对中国女性的侮辱呢！

笔者承认徐静蕾的角色大有花瓶之嫌，在这样一部男人戏中多少暗淡无光。但事实上这个人物却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徐静蕾所扮角色的眼睛，我们可以明显地区分出老大的占有欲与老二的草莽气，这是一条副线，达到加深人物刻画的作用，当然最后老三的狭隘兄弟论在徐静蕾这个角色身上也能够体显出来。顺便也提一句，冉雄飞虽然没有说，但某些影评讲到女人是老大出卖朋友的主动因，这显然是错误的，老大可以占有这个女人，却绝不会为这个女人做些什么，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便是农民的问题

我想冉雄飞基本是犯下了一个绝对常识性的错误，任何观影的人都不会以十九世纪的眼光去审视现代的中国，包括现代的农民。这就如同我们以为西方还生活在中世纪一样荒谬可笑。

大民族主义的信念总会在无形中伤害某些人的情感，但事实上这种后殖民主义的说法在张艺谋的《红高梁》时代便有所体显了。这里面涉及到电影到底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如果电影只是一种教导思想的宣传工具，那么电影的确应该承载许多崇高的目标。但事实上电影是娱乐业的宠儿，是一种商品，它只能在很小的领域中达到宣传教导的作用，而且还必须有人真以为电影就是现实。如果说《红高梁》让外国人以为中国只有贫苦，那的确是夸大了《红高梁》的宣传意义，事实上外国人之所以认为中国还处于落后的状态是由于中国本身长时间闭关与外界不交流的原因，电影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无需将电影的作用夸大化。

笔者对农民了解很少，更别说十九世纪的农民了。但笔者知道即便现在，许多农民还依旧过着痛苦的日子，靠山靠天吃饭的结果只是让自己成为黄土的一部分。我相信导演陈可辛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所有的脏乱都来自于贫穷，所以穷则思变，穷则当兵，这也是老二听从老大建议带着兄弟们离家的事实。冉雄飞愿天下都是朱门酒肉臭，这样的理想当然值得钦佩，但如果不见路有冻死骨的现状，那么这理想从何而来的呢？另从剧作的角度来说，若没有贫苦的生活，这群农民怎么可能完成势如破竹的战役呢？谁还会如此玩命，仅仅是由于兄弟之情吗？穷人，无产者才会玩命的，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是关于义的阐释

其实也没有必要多说了，前面的兄弟之情都大体讲过了，导演对兄弟的概念做了一个全方位的解读，这才是电影的主题，而所谓的“背信弃义”只是解读内容的一部分，当然它构成了整个剧作的主线，也是故事吸引人的地方。

电影以什么为主题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坏的内容做主题似乎就会教人学坏，好的内容做主题似乎就会教人学好，这显然还是把电影当成教参的态度。而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坏从何而来呢？当然是在与好的对比中，而好又是从何而来呢？则是与坏的对比中。一部电影中有许多主题，看观众如何选择了！冉雄飞认为“背信弃义”是此片的主题就如同有人看红梦只读“风月”二字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最后想抛开影片说一说冉雄飞对香港人的看法，也许在他的眼中，甚至在许多内陆人的眼中，香港是一片文化沙漠。作为内陆，这种看法产生的心理动机以及凭借的优势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也许正是由于香港脱胎于小渔村，香港百年来的飘泊感令香港人对传统文化更持有一种继承的态度，由于资源的原因，香港肯定在许多方面不如大陆，但香港人的努力却是有目共睹的，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果没有香港，内陆人的确是应该感到惭愧的。所以说香港人没有文化是很不负责的表现！

另外一点就是冉雄飞的电影观，我们可以看出，冉雄飞是一个根本不懂电影的人，与那某部门中的老头们是何等相似。一方面他以为电影是一门课程，是教书育人的工具，这显然与电影产业化的本质是脱节的，另一方面他以为电影只能展示美好，抒发情操，却忘记了电影的创作也是相对个体的，也存在着个人的意识，而这些创作者们比起冉雄飞来又是如此地没文化，第三方面则是冉雄飞对电影的欣赏水平，现在下这个结论还有些为时过早，但笔者相信，那七十元的票价基本还是为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最后一方面就是冉雄飞写影评的能力（由于欣赏水平的低下，所以根本不存在写影评的能力，这里只谈到动机），很不幸，恰恰是笔者最厌恶的那种无良影评人！

yes观影俱乐部

下面附上冉雄飞的原文
陈可辛侮辱了“中国文化”！制造“文化垃圾”！

如果不是考虑到陈可辛香港导演的背景，我的这个影评可能会写得更为犀利，毕竟从12岁开始就去了国外，成长在香港回归之前的陈可辛肯定是缺乏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教育的，所以要严格要求一个香港人完全尊重中国历史去拍摄一部“中国大片”，可能有些过份，但他归根究底还是一个中国人，能拍出一个如此“文化缺失，英雄混乱，胡编乱造”的所谓大片，真的是让我们汗颜。
在此之前我看过多部陈可辛的片子，没觉得有太多震撼，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这部《投名状》，从头至尾看的非常压抑，当他如此“荒诞，错位，声色俱厉，错综复杂”的解读“兄弟情结”的时候，真的是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狠狠的痛骂编剧和导演，从电影院走出的一瞬间，我就有了本文的题目《陈可辛-----一个中国的“文化垃圾”》
演绎错位，荒诞的英雄主义！
      电影作为一个产业，其结构如果简化解读，不过是物质层面，经济层面，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一个交织物，最近几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很红火，但依然是艰难生存在港台商业片和美国大片的夹缝之中。
      中国之所以无法拍出真正的大片，主要障碍我觉得有两点，第一是经济层面，我们还不具备国际大制作的经验和经济基础，其二是精神层面，由于文化差异，中国电影中演绎和描绘的文化内涵很难具备“世界影响力”，陈可辛云集刘德华，李连杰，金城武这样的一批国际大腕，他的野心和欲望是可以彰显的，但由于其缺乏中国文化和历史基础，所以他解读的“中国大片”漏洞百出，至少我很难接受。
      近年我们身边的好莱坞大片越来越多，美国电影所有的演绎，其实都寄托在一个人物-----一个“美国式英雄”身上，这个英雄，既可以是斯巴达克斯，阿克硫斯，亚瑟王等历史人物，也可以是超人，蜘蛛侠，绝地武士等虚幻世界中的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还可以是詹姆斯.邦德，兰博等现实世界中的超能战士，他们用电影作为载体，向全世界传播和传递美国文化，演绎美国英雄，将美国的大国意识形态和沙文主义在无形中渗透给世界各国的青少年，他所经营的，是一个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美国神话世界，反观这部《投名状》呢？
      首先是英雄错位，我不知道三个兄弟中到底谁是“真正的大英雄”？张艺谋的《英雄》虽然争议很多，但他至少解读了一个“中国式的英雄人物！”-----高超的武功，博大的胸怀，把“不杀”作为最高追求的一个旷世英雄，而这部《投名状》呢？他所表现的是怎样一个混乱，混蛋的英雄形象呢？古代三国时期刘关张三兄弟义结金兰，生死与共，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一生，但李连杰演绎的大哥呢？在陈可辛的眼中，中国人用兄弟义气维系的生死情感，难道就是相互利用，相互掐架，相互算计，睡兄弟女人，有了功名利禄之后就会“搞死兄弟”的魍魉小人吗？
再说刘德华演绎的赵二虎，从名字看就极没有文化内涵，他应该是陈可辛着力打造的“救世英雄”，但这个人草莽出身，投靠清军的目标只是“抢钱，抢女人，抢地盘”，怎么突然就有了大英雄的气概，清军围困苏州城一年没有拿下城池，却可以任凭赵二虎爬着“混进”内城，并且成功的杀死守城主将，然后策反所有守兵，最后又被大哥下令杀死所有降兵降将落得个“背信弃义”的下场，拿下南京后，赵二虎好像就剩下“等死”的一个结局了，他给士兵“私分军饷”在历代军队中都是大罪，却可以在大哥默许之下毫发无损，最可笑的是，赵二虎给士兵分钱的目的是什么？在《投名状》中演绎的很荒唐，古时军队攻城略地之后都会“血洗”城池数日，那些作为胜利者的士兵，那里会在乎几两碎银子？更不可能在清代就出现了一个明白“三大纪律，八项主义”的人民之师，可笑，荒诞！
      三弟姜午阳这个人是个“怪胎”，他的本性是一个看见战俘“一双好官靴”就要杀人掠货的土匪，却在大哥的调教之下变得“亦正亦邪”，他在片中很多时候沦为大哥的一个“小跟班”，城池内杀死俘虏的执行者是午阳，这时候他明显是站在大哥身边的左膀右臂，但却在最后阶段突然醒悟，先是杀死“外人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的嫂子，最后又追杀“兄弟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的大哥，这三个纳“投名状”的生死弟兄，在陈可辛那种荒唐思维方式的指挥之下，变成了三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他们只是演绎陈导演“怪异内涵”的机器而已。

《投名状》侮辱了中国文化

       直接说陈可辛没有文化肯定很过分，他至少比我“有文化”，但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却是苍白，灰暗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纵观全片，陈可辛至少侮辱了三种人。
        第一，当然是中国女人，一个大片必须要有一个光彩的女性，这好像是美国大片中的模式，也是目前中国大片都在刻意追求并安排的角色，徐静蕾本人对这个角色的演绎是否成功暂且不说，但这个角色的争议一定是很大的，“这个女人”是导致庞青云和赵二虎兄弟反目的关键人物，她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智慧，容貌上也不算突出，怎么就成了庞青云“渔色负友”的诱饵呢？唯一的解释是淫荡。
       也许是出于商业大片的考虑，陈可辛演绎这个“淫荡女人”用的是他最熟悉的“一夜情”方式，这个字眼是最近十几年才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却可能是陈可辛成长路上的一个主旋律，所以他似乎认定中国女人都是“人尽可夫”，可以随便和别人上床或者“一夜情”，庞青云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逃兵，又脏又累，几乎和一个乞丐差不多，而路遇村妇徐静蕾，却可以演绎出一段“美人救英雄”，以身相许的奇遇，这个开局已经侮辱了中国女人，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中，虽说“三从四德”是古代妇女的一个羁绊，但见面就上床的“一夜情”，纵使发生在一个通晓风月的青楼女子身上，都有些不可思议。
徐静蕾在片子的确是“一个花瓶”，但却是一个反传统，反文化的叛逆的花瓶，她的几次莫名其妙的出现，除了去追逐庞青云和其发生苟苟艳艳的男女关系之外，他们之间是不需要说话的，我们可以指责李连杰不擅长演绎男欢女爱，但从陈导演对这个角色的安排和处理上，我觉得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李连杰本身也是极为排斥的，除了本性被定义为“淫荡”之外，徐静蕾这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子，能够在乱世中随便进出军营的行为，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二，是侮辱了中国农民，《投名状》出现过几次农民的形象，但却无一例外被标上了“污秽肮脏”的标签，无论是路边逃荒的农民，还是在山寨中驻扎的村姑，即使是送自己的老公，儿子，亲人上战场的场景中，我们的农民伯伯或者阿姨，大妈，小姑娘，都没有一个有“人形”的，我们可以理解这部片子的主色调就是晦涩，阴暗，但如此描写战乱中的中国农民和士兵，我觉得陈导演的眼睛是“有色”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民族，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中国农民在萧索的季节中，依然是一个喜爱干净，漂亮，整洁的民族，绝对不是陈导演“有色眼睛”中的脏，乱，差形象，如果这部电影在港台地区或者欧美等国播放，是不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们，又一次被别人误解了一回呢？当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和《红高粱》在国外播放的时候，就造成了这种误解，一些无知的老外到现在还在认为，中国人还扎着辫子，古铜色的脸，满身的汗臭和垃圾，这可能是陈导演眼中的“中国农民”，但却不是现代的中国农民，也不是古代的中国农民！！
       第三：侮辱了“义”字当先的兄弟情，中国文化与传统中的生死弟兄，义薄云天，大义凛然，虽说会有“义气用事”的莽撞，但很少有人会把“背信弃义”作为主题，在陈可辛眼中的中国人兄弟情，似乎就是后者，自己身单力薄时就拉帮结伙纳“投名状”，一旦羽翼丰满就背信弃义，“渔色负兄”，见利忘义，残杀手足，这是不是像陈可辛这样的一类人最擅长的兄弟情呢？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中国文化中的兄弟情，他只能是中国历史洪流中的“文化垃圾”。
看完《投名状》，能挑出的错实在是太多了，历史定位不准确，场景混乱，穿帮镜头随处可见，枪炮随便使用，完全颠覆了中国清代的历史，他虽然是借清末“刺马案”作为蓝本，但篡改历史，胡编乱造的痕迹实在过于浓烈，这其实从电影的角度来说也无所谓，因为电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品，但如此曲意的理解和弘扬中国文化的方式，我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实在难以接受。
       从电影的经济价值来看，《投名状》算是一部不错的商业大片，几名主演对于角色的把握和演绎比较到位，假如没有曲解中国人的兄弟情义，侮辱中国农民，错误引导中国女人的价值观，他在发行，拍摄，后期剪辑，宣传，衍生产品的开发等多个方面，还是应该有更好的成绩，但如果从深远的角度出发，《投名状》正在衍生发行的DVD版本，电子游戏开发，动漫产品等多个方面，都会给我们的年轻人和后辈小生们带来恶劣的影响，这一点让我很是担忧，一个不懂中国文化的导演，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人，他只能是一个制造和泛滥中国文化中垃圾文化的“文化垃圾”。